“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他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即是整个中华民族独立的精神；他所提出的“自由之思想”，即是整个中华民族自由的思想

为赶写一部国共历史题材的作品，避酷暑，今年6月，选择了从未来过的庐山，夜宿山下白鹿洞书院。

11时许，友人引庐山管理局书记郑翔来，大雨骤降，于春风楼晤谈，不经意间谈到了陈寅恪先生，始知先生竟葬在庐山植物园6年矣。心中震撼，继而自责。

　　同辈人中，我算是较早知道陈寅恪的。那还是1972年，我的一位世交兄长，陈寅恪先生的再传弟子、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节先生的助教罗木公，多次暗中如数家珍地与我谈起“盲公大师”（陈门弟子对先生的尊称）。许多人从改革开放后陆续出版的书籍中才知道的陈寅恪，我于那时已铭记在心。尤为受益的是读寅恪先生的著作，如《寒柳堂集》、《金明馆丛集》、《柳如是别传》等，那种对历史人物“应具了解之同情”、对历史“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的宏见和洞识，于我创作《雍正王朝》、《甲申祭》、《沧海百年》、《大明王朝1566》无不辉照。我对先生之崇敬寸心自知。

　　然则我竟不知道他和夫人于2003年归葬在庐山！

　　天明乃直奔庐山植物园瞻拜寅恪先生与夫人墓。冀寻问先生何以逝世34年后才得以归葬庐山之始末，而葬于庐山6年仍鲜为人知之原因。以探究当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我们这个民族何以一面集体无意识地哄谈“大师”，一面集体无意识地遗忘大师！

　　艰难的归葬

　　归葬过程之艰难漫长，原因很简单。

　　先生逝世于1969年10月17日，生前遗愿，必葬于乃父陈三立墓侧（三立先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忧愤于日军入侵，绝食拒药，殉国于北平，迁葬在杭州西湖）。先生之女万难奉灵柩葬于西湖，乃供厝在家。

　　80年代初，先生之女陈流求觉落实先生遗愿有望，奔杭州，陈情于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出以一纸文件：风景区不能建墓。告以其父乃文化名人，答以文化名人亦不例外。一纸如海，十余年西湖断桥难渡！

　　先生女儿忆及父母曾有另一遗言，身后能葬于庐山松门（陈三立先生故居），亦无憾矣。乃转赴江西庐山求告，仍是那份文件，一纸如山。后虽有全国政协委员黄永玉先生奔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过问，时任江西省省长吴官正批示，无奈匡庐亦如西湖。

　　2003年，时任江西省科技厅厅长李国强至庐山植物园检查工作，与时任植物园主任郑翔感叹此事。郑翔立刻答道，我们植物园是中科院直属单位，不属风景名胜区管，可葬先生！

　　那一纸如山如海的文件，被植物园一阵春风送走。先生逝世34年后，庐山植物园万绿丛中，终于矗起了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墓碑！

　　又6年过去了，默立墓前，但见游人匆匆，先生寂寞依然。乃决意重读先生遗著，作这一篇文字，冀以重新认识先生。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

　　知道陈寅恪先生的人，多从知道他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起，而除了极个别大家，如季羡林先生，对此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多数人都认为陈寅恪先生倡导之“独立”、“自由”是针对学术而言，甚至有人错认为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地位而言。殊不理解，先生此说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而言。

　　先生曾明确提出，“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而高于政治，又高于学术者，惟形成各民族历史的伟大精神和优秀文化。

　　先生出世于“我民族遽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化大转型时期。乃祖陈宝箴晚年极力推行变法维新遭遇清廷革职，乃父陈三立目睹晚清政治腐败决意与朝廷决裂，使先生深刻地认识到，欲使我中华民族起衰振弱，惟文化复兴！如何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则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于是有了先生留学世界多国近20年，但求真理，不要学位，了解欧美日本之理念和思想，尤致力于苦学精研东方学；有了先生回国后，从汉文字史料、蒙古文字史料、藏文字学史料、突厥文字史料、西夏文字史料、满族文字史料等各民族文化史料中，通古今之变，研究各民族文化的产生、衍传、融合，得出“文化高于种族”的科学论断；又最终得出了，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大文化中国”的历史认识。而为完成这一个巨大的文化命题，耗尽了先生的一生。

　　于是，我们似乎渐渐认识到了他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即是整个中华民族独立的精神；他所提出的“自由之思想”，即是整个中华民族自由的思想。更为深刻的是，任何一个民族，一旦自我否定业已形成的独立精神，其思想已不自由！故先生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明确提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非一人之死，乃整个民族的“死亡”。

　　大沉着

　　今天我们提出的“独立自主，解放思想”，其精髓实来自于先生80多年前的真知灼见。有感于此，愚以为，在先生当年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应加上一句“清醒之认知”。实则我们至今仍未认识到先生这一先知先觉的“清醒之认知”，故难以真正认识到先生作为民族复兴的文化先驱的历史意义。

　　先生之灵柩,寂寞女儿家中34年，求葬于杭州西湖不得，求葬于庐山不得，后虽幸有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苦心迎葬，得其所于万绿丛中，然游客匆匆，却至今寂寞依然。实乃我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仍无“清醒之认知”所致。

　　我们寄希望于各媒体对先生墓葬庐山植物园做出深刻全新的发现报道，以使那些并非大师而希望成为大师的人，明白如何学习真正的大师；以使那些呼唤大师却时常将鱼目视为珍珠的国人，真正认识何为大师。

　　在民国时期，陈寅恪先生对时政几无褒贬；在建国以后，先生对时政亦几无褒贬。其所以取这一种人生态度，绝非明哲保身。这一份大沉着，缘自先生清醒地知道，其所经历的大动荡、大变故，都是中华民族进入文化大转型时期，必然要发生的历史过程。其他人或多或少要卷入政治，或多或少要卷入学术纷争，而先生早已认定，他有限的生命只能交给自己所要承担的文化使命。

　　匡庐柳不寒

　　8月1日，陈寅恪先生的后裔传人集聚庐山，纪念先生与夫人逝世40周年。赖原庐山植物园主任、现庐山管理局书记郑翔引见，我获得了陈寅恪先生之长女陈流求、三女陈美延的信任，与她们交流了我对先生的上述认识和看法。交谈间几无障碍，二位八旬老人对我在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面加上“清醒之认知”一语颇为认可；对我用“大沉着”一词形容先生的人文性格，初是目光交流默思，继而皆表示接受。席间我将6月16日（陈寅恪先生与夫人墓葬庐山纪念日）所写的一首诗呈二位老人审阅，老人们竟双双站立敬酒，并将该诗传递亲友观看。

　　兹将该诗并注附录于后，或可述先生独立自由之民族品格与博大精深之学术架构于万一，以俟来者。

　　东篱未错认，^①

　　千古两南山。^②

　　西子水犹暖，^③

　　匡庐柳不寒。^④

　　①先生1965年《重九日作》有“错认穷秋是晚春”，“空负东篱自在身”句。

　　②先生葬于庐山之上，陶渊明葬于庐山之下，悠然我中华民族之双峰并峙。

　　③先生之父陈三立老人墓在杭州西湖。

　　④先生最后一部文集名《寒柳堂集》，最后一部巨著为《柳如是别传》。40年后，柳皆不寒。

　　刘和平 2009年8月4日谨记于庐山

转自 《瞭望东方周刊》 2009年8月17日